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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单拐--冀鲁豫边区抗战反攻的大本营
阅读:32 发布时间: 2019-10-28
单拐--冀鲁豫边区抗战反攻的大本营
单拐--冀鲁豫边区抗战反攻的大本营
 2007年5月29日,河南省濮阳市请丰县单拐村革命旧址三喜临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三块牌(碑)同时揭下面纱展现给世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孔玉芳出席仪式并讲话祝贺。

   清丰县双庙乡单拐(读shan拐儿)村,在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9月——1945年8月)曾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暨军区第一兵工厂驻地(兵工厂驻扎至1948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宋任穷、杨勇等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故有“中原红都”之称。

   走进单拐村,你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历史气息。一座座青砖青瓦的清代民居、雕刻精美端庄古朴的门楼、狭窄的胡同、幽深的院落,在在引人入胜。当你遇到忠厚淳朴的村民,只要一提起抗战的历史,他们都会自豪地告诉你:“这里是我党领导的全国最大抗日根据地的司令部……”即使天真的孩子也会脱口而出:“邓小平、宋任穷爷爷就在俺村居住;解放军的第一门大炮也是在俺村制造的……”

   单拐村作为冀鲁豫边区抗战反攻的大本营,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边区军民同舟共济、艰苦奋斗的曲折历程,记录了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顽强抗战的历史篇章。 

   

       一、冀鲁豫分局、军区司令部进驻单拐的历史背

 

   1944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也连遭八路军、新四军的严重打击。日本侵略军为了打通从中国的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支援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先后从华北、华中抽调大量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这时,日军在冀鲁豫地区的兵力数量显著减少,在此地区的伪军,军心动荡、士气低落。

   当时,冀南区与冀鲁豫区相比,冀南区的敌情要严重得多。为了适应这种南缓北紧的形势,统一和增强对敌斗争力量,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冀鲁豫分局(亦称平原分局),统一领导冀南、冀鲁豫两区工作。黄敬、宋任穷、李菁玉、苏振华、杨勇等为分局委员,黄敬任分局书记、宋任穷任组织部长、李菁玉任宣传部长、张霖之任民运部长、张玺任秘书长。

   翌年5月,冀南、冀鲁豫两区合并,冀鲁豫分局直接领导两区各地委。随后,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朱光任政治部主任,傅家选任后勤部长。据曹里怀同志回忆,中央对冀鲁豫的抗战工作十分重视,他任军区参谋长就是毛主席找去亲自谈的话。

   冀南、冀鲁豫两区合并后,边区军民在分局和军区的领导下,对日伪作战由游击战变为攻势作战。

   1944年5月,发起昆张战役和清丰战斗。昆张战役彻底摧毁寿张至郓城的日伪军封锁线,使中心区向东扩展100余华里。清丰战斗毙日军联络部代理部长名取正雄等日军官兵10余名、伪军200人;俘伪道尹薛兴甫以下县长、警察所长等40余名、日军联络官7名、伪军官兵1500多名。据日军防卫厅披露,“清丰战斗的失利,是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冀南道保安队从此一蹶不振”。

   继昆张战役和清丰战斗之后,冀鲁豫军区又发起了讨伐刘本功战役。是役摧毁刘本功的黄河大堤封锁线200余里,攻占其据点37处,歼敌27个中队2600余人,解放村镇600多个,根据地向南扩展60余里。

    8月底,边区军民对日伪军的反攻作战取得了节节胜利,清丰县全境获得解放。冀鲁豫军区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解放濮阳和南乐县城及豫北的大部分地区,决定将指挥部前移。

   1944年9月,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中共冀鲁豫分局从观城的红庙迁驻清丰县单拐村,同时,行署机关亦迁驻单拐附近的杨楼、大小翟湾和水牛陈一带。

   单拐村位于清丰县城东南30余华里的潴龙河东侧,不靠公路,比较偏僻隐蔽。该村抗战时期有村民400余人,是个小村。虽然村子小、人口少,但好主多、好房子也多。更重要的是单拐村及其周边一带是冀鲁豫边区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又是地方党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1939年清丰县老一代革命家、教育家晁哲甫和高镇五曾在此举办文化教育工作团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40年初,在讨逆战争中,这里曾是卫东战役的主战场,单拐村民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72名八路军伤员,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对待,无一人出现意外,曾获得八路军某部的嘉奖。同年4月中共冀鲁豫区委会在清丰县王什村成立。不久,黄克诚率领太南地区组成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和三四四旅、独立游击支队及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到达冀鲁豫地区,与冀鲁豫支队整编,仍称第二纵队。同时,经北方局批准,黄克诚在单拐村附近的双庙集主持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并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区党委建立后的大政方针,确定了冀鲁豫区四个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班子。单拐村及其周边一带良好的群众基础、政治局面为冀鲁豫分局和军区司令部以后迁驻该村创造了条件。

   另外,单拐村有一位开明士绅叫陈笃之,早年在外经商,曾任国民政府参议员,花甲之年回乡,家有良田七十余亩,生活殷实、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深受乡邻敬仰。抗战初期曾与晁哲甫一起成立清丰县抗日自治委员会,被推举为会长,又组建了清丰县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为稳定清丰局势起了重要作用。陈笃之的儿子陈平、女儿陈友菊都是于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陈平曾任六塔区抗日救国会主任,入党后任六塔区委宣传委员。1938年9月调直南特委,任组织部干事,1939年任中共长垣工委书记,当时正担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陈友菊曾担任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的妇女部长。因此,他们一家是可以信赖的抗日的革命家庭。单拐村的有关情况就是陈平向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提供,经研究并派人考察后敲定的。分局和军区机关进驻单拐村时,陈笃之先生积极动员本族群众为部队腾房、筹款、捐粮,之后,在全区大生产运动中,又将自己的酿酒作坊分文不取捐献给军区。

   由此可见,单拐村成为“中原红都”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是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 

 

 

 二、冀鲁豫分局、军区司令部

               在单拐领导的军事斗争
         
             (一)、整训部队迎接新形势
 
   1944年初冬的一天,王宏坤同志和夫人冯明英冒着风雪从林县的冀鲁豫分局党校来到单拐村。宋任穷、杨勇、苏振华、曹里怀、朱光等领导同志听说后,一同到村外迎接,并把他们夫妇的住宿安排在村民陈淑贞家里。王宏坤在单拐村和战友重逢,显得格外高兴。他不顾鞍马劳顿,首先向宋任穷司令员汇报了党校近一段的工作,之后又来到黄敬同志住处探望。身患重病躺在床上的黄敬同志,看到王宏坤时很激动。他吃力地伸出一只手,断断续续地说:“宏坤同志到了,很好,很好,欢迎你!”此后不久,经中央批准,黄敬同志去延安治病。冀鲁豫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职务,便由宋任穷同志代理和兼任。
   王宏坤来到单拐,冀鲁豫军区的领导同志即全部到齐。紧接着,分局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的整训指示,决定在单拐村召开全区县大队长以上主要负责干部整训大会。大会历时共两个月,期间,广泛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纠正了部队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发现和解决了不关心部队建设和不注意提高部队质量的问题。
   整训工作大会结束后,冀鲁豫军区颁发整训令,在全区迅速组织开展政治、军事整训。整训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以政治整训为主,主要内容是拥干爱兵、发扬民主、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树立群众观念,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增强内部团结,改善政治工作,以奠定军事整训的基础。通过政治整训,达到打通干部思想、改进作风、增强团结的目的。第二期为军事整训,开展以投弹、刺杀、射击和土工作业等四大技术为主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达到提高部队作战能力的目的。
   在整个整训运动中,官兵平等,不论高级干部,还是普通战士,都严格地按照军区计划参加整训。政治整训中,各军分区普遍召开坦白大会,干部和战士登台发言,批评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及不关心战士的倾向。在连队,还普遍进行了拥干爱兵活动。为了改善官兵关系,第八军分区全体官兵在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段君毅的带领下,首先在党内召开民主大会,党员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虚心听取基层意见;同时在党外召开非党员座谈会,征求他们对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意见;另外,召开全体军人团结进步大会,干部、战士、党员互相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和问题,制定改进计划,当众公布,互相监督。军事整训中,全区广大干部和战士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昼夜参加军事训练。军区领导亲临现场,与战士一起操练、射击,官教兵、兵教兵,共练杀敌本领,训练场上呈现出一付官兵互教互学的感人景象。在这次大整训中,全区民兵在不误农时的情况下,也积极投入整训,民兵和部分群众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经过这一次群众性的整训运动,军区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得到进一步加强,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人民武装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为全区开展攻势作战和大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冀鲁豫军区在整训部队的同时,抽调少量的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展开了全区性的冬季攻势作战。先后袭击了东平、肥城、聊城、砀山等城守敌,攻克了寿张、大名县城,拔除据点10余处。第九军分区一部和卫南县大队等地方武装,对长期盘踞卫南地区,勾结日伪军,破坏抗日活动的滑县顽军王太公部驻地进行远程奔袭,经一夜激战,歼其主力2000余人,击毙匪首王太公。在这次战斗中,我军还解救了架机赴东北轰炸日军返航途中,因飞机失事跳伞而落入王太公匪部的3名美军飞行员。
 
      (二)、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春夏攻势作战
   
   1945年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势如破竹,日本军国主义走上穷途末路,徒作垂死挣扎。冀鲁豫分局和军区为执行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决定对边区日伪军盘踞的城镇和据点继续发动攻势作战。
   为了使冀鲁豫和太行两区联系起来,首先发起豫北战役,以消灭郭小砦、周村和白道口之敌。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杨勇、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朱光亲自筹划、组织、动员并指挥。参战部队分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指挥;第二梯队由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副司令员赵东寰指挥。
   4月14日,第一梯队根据军区命令到达濮阳西北郭小砦、马辛庄及西部张庄一带指定集结区;第二梯队也准时到达王助一带集结区。第一梯队随即在张庄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军区一号作战命令和军区政治部政治工作训令,进行了战斗动员。
   郭小砦位于濮阳西20公里处,是日伪军经营多年的据点。四周有大围寨环绕,为第一道防线。寨内西北构筑有小围寨,是敌人的核心据点,也是敌人的最后防线。小围寨墙高三丈,墙外有两道外壕、一道鹿砦,还有一道铁丝网与木栅栏。郭小砦工事坚固,围墙设有三层枪眼,突出部及外壕内均有暗火力点。
   盘踞郭小砦据点的汉奸头子孙步月穷凶极恶,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肆意残害人民群众,烧毁民房,制造无人区,把沙区的二十多余平方公里枣树全部砍光,是日寇惨无人道之“三光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孙步月既狠毒狡猾,又有作战经验,善于固守,部下有一千余人,是以恶霸地主武装和封建会道门为基础组成的,平时有恃无恐,十分嚣张。军区部队一方面进行攻寨部署,一方面以孙步月为反面教材对部队进行战地动员。
   4月15日黄昏,我军对郭小砦实施军事包围。16日拂晓,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郭小砦第一道防线发起进攻,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大围墙,同敌人展开巷战。在巷战中,我军进行分割歼敌、穷追猛打。敌人措手不及,仓皇退缩到小围寨核心据点。17日,我军集中兵力总攻小围寨据点,利用九二式步兵炮平射,从小围寨正南方向打开突破口。部队迅速占领小围寨一个碉堡,并集中火力击退敌人反扑。战斗进行到18日,敌人仍妄图守西北角的房子和碉堡以待援军。我军遂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军心动摇,一部分乖乖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孙步月见此情形,即于黄昏时分驱使残敌以会门放羊战术大喊大叫向西北方向突围,在突围中大部被我歼灭。
   在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中,除孙步月带少数人突围外,歼灭、俘敌各500余人,缴获轻机枪20余挺,掷弹筒5具,步枪700余支。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响了1945年的头一炮,铲除了九分区地面上的顽敌堡垒,打通了与太行区的联系,大大改善了敌我斗争的态势。
   在攻克郭小砦敌人据点,结束豫北战役后,冀鲁豫军区紧接着下达了南乐战役的命令。4月24日,第八分区七团一部进抵南乐县城西南角,并于深夜23时,在炮火掩护下,仅用4分钟就突破敌人外壕,打开了突破口。后续部队迅速攻进城内,将伪军特务营营部及伪警察所占领。同时,七团二营消灭了城隍庙伪军特务营第三连等170余人,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天主教堂。25日拂晓,我攻入城内之部队猛烈冲杀,歼灭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杨法贤部大半。26日,七团第三营在连续打垮伪军反扑后,炸毁伪旅部主炮楼,城内除由日军驻守的一座炮楼外,其余伪军全部被歼灭。这时,我第八、九、二军分区一部和地方武装,在南乐县城外围相继攻克五花营、元村、南清店、近德固、海子等据点。第七军分区部队攻入大名、南乐间的重镇龙王庙,围困该据点日军一个小队,歼灭伪军一个中队,烧毁卫河木桥,切断大名日本援军通道。
   27日凌晨3时,我军攻城部队炮击城内仅存的日军炮楼,部分指战员随后冲进炮楼,与日军展开肉搏战。6时30分,该炮楼日军全部被消灭,南乐战役胜利结束。
   战役进行过程中,人民群众对部队进行大力支援,充分保证了物资补给与伤员运送。在清丰古城乡梁村,至今仍保留着一张运送伤员的担架床。
   1945年5月,冀鲁豫边区进入麦收季节。为粉碎日伪军在东平湖区的抢麦计划,冀鲁豫军区在麦收前,集中第一、第八、第十一军分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及第九军分区骑兵团一部,发动东平战役。
   5月17日,担任主攻东平县城的中路纵队第八军分区主力挺进东平城下,乘与伪军谈判的机会,出其不意,从城南门以东攻入城里,迅速将守城日伪军包围起来。18日,对被围困之日伪军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后,东平县城伪军全部肃清。这时,只有驻守在城东北角一宅院的36名日军负隅顽抗。19日18时,我部队首先由院北登上围墙,跳入院内,与日军展开肉搏,迫使敌人逃进炮楼。继而我军以迫击炮轰垮炮楼,取得最后胜利。
   东平战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俘日本顾问一名,歼伪军千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掷弹筒11个,轻重机枪35挺,步枪2000余支,汽车一辆,粮食数百万斤,解放了沦陷7年之久的东平县城。在攻取东平的同时,由第一军分区部队组成的左路纵队,于17日攻入东阿县城,消灭伪警备队一部,其余逃回泰安。24日担负打援任务的东路纵队第十一军分区一部,攻占鱼台袁集据点,歼日军石原中队长以下30余人。
   东平战役胜利后,我军乘胜在南、北两线扩大战果,相继攻克丰县县城和10余个日伪军据点,收复单县、冠县等县城。7月20日,冀鲁豫军区决定以第八军分区部队为主,第七军分区打援,发起阳谷战役。俘伪军2000余人,毙伤3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多挺,长短枪3000余支,粮食300多万斤。策应阳谷作战的第七军分区部队,于20日强攻堂邑县城,至21日全歼守敌,占领堂邑。在我军攻势威慑下,驻守巨鹿、广宗和馆陶之敌纷纷撤逃。冀鲁豫边区第一、四、七、八分区之间,除聊城至临清一线尚有日伪军盘踞外,其余广大地区已连成一片。
   在近半年的攻势作战中,冀鲁豫边区广大军民在分局、军区的领导下,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先后收复县城19座,攻克据点240余处,解放人口250余万。
 
    (三)、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鲁西南讨顽战役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处于冀、鲁、豫、皖、苏五省结合部。边区军民不但要同日军和伪军作战,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反动会道门、反动地主武装作斗争,局面错综复杂。
   鲁西南地区自1944年秋取得反“封锁”斗争胜利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但盘踞在我抗日根据地边沿的顽军,暗中与日伪军勾结,并依靠反动地主的支持,破坏根据地的抗日工作,不时在边沿区袭击我小股武装,四处抢劫、杀人、勒索钱财,危害一方。
   为扩大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巩固边区通乡水东的门户,打击最顽固者,以分化顽军。第十军分区于1945年5月初,首先向国民党定陶县保安旅王子杰部展开反击。
   王子杰,定陶县人,曾为土匪头子,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旅长,兼定陶县县长。他贪婪无度、生活糜烂、凶狠残暴、杀人如麻。1944年冬,王子杰更加疯狂嚣张,随意捕杀人民群众。我地方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和方式对他劝导,但他拒不低头,反变本加厉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1945年4月,我军区部队将王子杰4个团包围在裴河、谢庄一带。在我军发起进攻时,因王子杰事先获得情报,在混乱中带着部分亲信逃跑。此次战斗,消灭其2000多人。王部溃散后,在沙河一带重新集结整顿,并把队伍拉到定陶县城周围,依靠城内日军保护自己。5月初,我军再次向王子杰部发起攻击,一举全歼并活捉杀人魔王王子杰。
   摄于我对王作战的影响,龟缩在菏泽附近长期与人民为敌的张子刚率众南窜,我乘胜追击,在曹县东南截歼其3000余人,将张子刚击毙。这时,智永德、张盛泰部相继向陇海铁路以南撤退。7月初我军进逼虞城,守城伪军弃城而逃。接着,我军挥师北上,将多年称霸一方的曹县地方顽军李子仪部5000余人所盘踞的东马庄据点攻克,全歼其部。鲁西南讨顽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
 
   (四)、巩固水东开辟水西根据地
 
 
   水东地区自1943年1月划归冀鲁豫边区以来,根据党中央部署,军区不断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力量,狠狠打击另外日伪军和地方反动势力,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1945年1月,冀鲁豫分局和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在水东应以睢县、杞县、太康、通许为基点,控制新黄河渡口,渡河开辟水西,向商水、上蔡地区及其以南发展的指示,派第八军分区第八团南下水东,协同水东部队向豫中发展。
   第八团在团长王定烈的带领下,经过10余天的长途跋涉,于1月28日到达水东。随后,在水东独立团及县武装的配合下,攻克睢县河堤岭伪据点,消灭伪军孟兆华部第二大队两个中队,全歼驻太康西南一带顽军,俘中将总指挥张公达、少将纵队司令员耿明轩、少将参谋长杨昌杰以下1000余人。我军从而控制吕潭以东、淮阳以北地区,建立了扶沟、太康、西华等县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3月6日,冀鲁豫军区决定在水东建立第十二军分区。
   5月12日夜,第八团从扶沟吕潭附近暗渡黄河,挺进水西。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解放100万人口,开辟了水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地区相连接。第八团发展到4个营,并在商水、上蔡、鄢陵、临颖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为了进一步加强水东、水西抗日根据地的领导,统一指挥豫东部队对敌作战,1945年6月20日,中共冀鲁豫分局决定成立中共豫东工委、豫东指挥部和豫东办事处。
 
    (五)、举行大反攻 扩大解放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5日下午,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曹里怀在单拐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消息后,快速跑向军区司令部。他边跑边喊:“好消息、好消息!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他首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将要到部队巡视工作的王宏坤副司令员。他们两个又一起来到宋任穷司令员的住处,激动地把日本投降的消息告诉他。宋任穷听后惊喜地问:“你们怎么知道的?”他俩也不讲话,拉着宋司令员到了曹里怀的住处。曹里怀房间里的收音机正一遍遍广播着日本投降的喜讯。日本政府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这是抗战八年来日日夜夜盼望的、无比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他们高兴得难以言表……
   当司令部把这个消息传达下去后,很快,单拐村沸腾了!几乎所有的机关干部、战士和群众都跑到大街上,他们欢呼跳跃、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战士们把帽子高高抛向空中,相互搂抱着摔在一起,更多的群众从家中拿出洗脸盆疯狂地敲打着,人们奔跑着、喊叫着,个个脸上热泪满面,有的干脆放声大哭,之后又笑成一团……
   这天夜里,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冀鲁豫分局和军区领导同志在单拐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全面大反攻的部署和行动。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很兴奋,几乎整夜没睡觉。冀鲁豫军区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决定兵分三路:以13个团组成中路军,下分三个纵队,由宋任穷、杨勇和苏振华指挥,歼灭新乡以东伪军,相机占领新乡、开封;以3个团组成南路军,由豫东指挥部司令员王秉璋、政委段君毅指挥,协助中路军攻占开封,并阻击敌援军北上;以原冀南部队及地方武装组成北路军,由王宏坤指挥,其主力向平汉路安阳至邯郸以东地区之敌进攻,相机占领安阳、邯郸,并分遣一部主力攻歼德石路沿线之敌。
   三路大军组成后,星夜出动,浩浩荡荡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进。沿途群众敲锣打鼓欢送人民子弟兵出征。所到地区,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他们帮助部队洗衣、做饭、带路、侦察和运送物资。
   中路军一纵队于8月19日先后攻克延津、阳武,切断了汴新铁路。三纵队进至长垣以南,继续向开封逼近。南路军已进至开封以南陈留地区,切断了陇海铁路郑州到开封段。至此,两路大军对开封已形成夹击之势。南路军主力集结于开封与朱仙镇之间,其先头部队已抵达城郊。22日,冀鲁豫军区已做好解放开封周围的准备工作。下午,接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军事占领大城市的指示》通知。该通知指出:“我军应该改变以主力部队夺取大城市的方针,应以相当兵力在民兵的配合下继续围困城市,以主力部队转向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
   8月底,根据中央的指示,冀鲁豫军区立即发布命令,停止进攻开封,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中路军三纵队调头东进,攻取长垣、曹县,保卫鲁西南门户,并配合新四军及山东部队扫清陇海路沿线残敌;中路军一、二纵队直取滑县、汤阴县城,切断平汉路,阻止国民党第四十军马法五部北上;南路回师水东地区,夺取通许、杞县、民权、太康等城镇。至9月底,经过一个半月的反攻作战,纵横千里的冀鲁豫广大地区,已被八路军控制的县城达到75座。全区地方武装和主力兵团由原来的4万多人,增加到10万多人。
 
三、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
   
   冀鲁豫分局和军区机关在单拐居住期间,冀鲁豫行署机关亦住在离单拐不远的水牛陈、大翟湾和后杨楼一带。在这一时期,同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一样,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根据地建立以来形势最好的一个时期。
 
             (一)、 广泛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
 
    冀鲁豫边区的整风运动,于1944年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时期。
   1944年5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决定成立分局党校,并抽调一部分干部集中进行整风。分局党校设在太行山下的林县临淇镇一带。党校校长由分局书记黄敬兼任。黄敬去延安后,由苏振华任校长、王宏坤任副校长、李菁玉任教育长、张玺兼任秘书长。参加分局党校学习的学员多是地方县以上、部队连以上干部。到1944年9月,分局党校学员达2000多人。
   除分局党校外,各地委也先后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整风班,有计划地轮番抽调各县、区和营、连级干部集中进行整风,每期1-2个月不等。为加强一般区级、连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各县及部队团机关轮番召集区级、连级干部,在县委及团机关集体学习,每次10人左右,每月学习五、六天。各县、团负责同志以身作则,亲自参与,共同学习。这样,将部分党员和干部的集中整风同全区在职党员干部的整风学习结合起来,从而使全区整风运动普遍扎实地展开。
   1945年春,冀鲁豫分局党校集中整风基本告一段落。这时,党校迁到边区中心区,一部分学员进驻濮阳境内,继续进行个人小结;一部分学员到滑县,参加正在那里进行的群众运动。到1945年6月,冀鲁豫分局党校整风结束后,各地委举办的各种形式的短期整风班也基本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边区在职干部的整风学习也基本结束,全区整风运动至此胜利完成。
   冀鲁豫边区的整风运动,在党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发展健康,收获很大。经过整风,全区各级干部和党员提高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能力,深刻认识到“三风”不正的严重危害,初步懂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变;整风运动教育了边区广大党员干部,使党的队伍更加团结和巩固;更重要的是通过整风运动,帮助了那些在抗日高潮下涌进革命队伍的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脱离小私有者的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就为下一个新的革命阶段,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以保证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顺利地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二)、根据“三三”制和民主原则健全抗日民主政权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极为重要的环节。抗日根据地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的人民大众的政权。抗战以来,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边区各地逐步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以取代旧的政权。这些抗日政权在团结各个爱国阶层,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进行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要坚持“三三制”和民主原则。所谓“三三制”,即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以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有利于争取团结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孤立反共顽固派。所谓民主的原则,即是说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必须经过人民选举。
   1944年6月上旬,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决定举行全区第二届参议员代表大会。为此,发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选举条例》,根据华北敌后的政治环境,确定各战略区分别进行选举,分区举行会议。
   经过几个月的选举工作和积极筹备,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于1945年3月14日,在单拐南面十几里的东干城教堂召开。冀鲁豫分局、军区和行署的领导同志宋任穷、张霖之、张玺、杨勇、孟夫唐、徐达本、贾新斋等出席了会议,到会参议员共218位。
   会议由孟夫唐同志代表参议会主席团致开幕词,并就两年来边区民主政府的各项工作作了总结,提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贯彻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更加发扬民主,团结全区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共同建设边区;
   冀鲁豫分局代理书记宋任穷也在会上讲话,要求广大党员勇于进行自我批评,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为扩大与建设冀鲁豫边区而奋斗;
   杨勇副司令员代表军区通报了对敌军事斗争的情况,提出要把敌人赶到交通线上去;会议还讨论了几项重要决议。
   大会在最后选举时,出现了一个难题。按照“三三制”原则,边区政府行政委员会成员中,中共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但在候选人名单中,中共党员超出了比例。在讨论中,有的主张这些候选人都是经过群众推选出来的,应予保留,交大会投票选举;而分局领导人宋任穷、张霖之、李菁玉则提出必须坚持“三三制”原则,并主动放弃参选资格,退出选举。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理解与尊重,尤其是得到一些党外人士敬佩和赞赏。使他们认为共产党坚持原则、言而有信。大会遂尊照“三三制”原则去掉了他们三位候选人,选举得以顺利进行。
   大会首先选出了申佰纯为本届冀鲁豫参议会议长,晁哲甫为副议长;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徐达本、孟夫唐、贾心斋、王笑一、高元贵、韩哲一、赵明甫等26人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其中杨秀峰当选为主席,薄一波、戎伍胜当选为副主席。接着,选举冀鲁豫行署领导成员,孟夫唐当选为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当选为副主任。
   这届参议会议在边区民主制度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又前进了一大步,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建设巩固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全面开展大生产运   
 
    随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和民主民生运动的深入开展,贫苦农民的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因而边区的生产运动也随之高涨起来。到1944年,边区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在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带动下,迅速形成了热潮。这对于进一步医治战争创伤、消除灾荒后果、充实边区物资储备迎接战略反攻,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1944年3月8日,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召开全区生产工作会议,布置开展大生产运动。会议明确提出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生产为辅;在群众生产方面,要鼓励和帮助小生产者扩大再生产;在部队、机关、学校方面,一方面帮助群众生产,一方面自己动手,改善生活,减轻群众负担。
   生产会议之后,边区各地立即掀起一个以春耕和防旱为主的农业生产运动。冀鲁豫行署根据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要求各地在春耕中实行互助合作,组织互助组,尤其农村中的党员要带头组织互助组,以解决牲畜、农具和劳力缺乏的困难。根据地的互助合作在1944年得到飞速发展。据7个专区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各种形式互助组的农民有10万多人,近2000个组,较好地完成了春播任务。
   1944年夏季,全区大多数专区和县发生蝗虫灾害。分局、行署和军区号召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队、机关干部同广大群众一起,同心同德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村与村联合,实行人海战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捕蝗运动,大大减轻了蝗灾损失,取得了秋季较好的收成。
   在部队,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成为全区干部战士拥政爱民的内容之一。部队的生产项目主要是开荒、种菜、打井。为激发部队生产的积极性,军区决定:军区一级全年两个月不发菜金;基本区团、县、区武装一个半月不发菜金;游击区武装及经常外出的小部队半个月不发菜金,全由自己从生产中解决。提倡开荒,号召连队每人开荒2亩,每开荒一百亩打一眼井。打油、造纸及制造用品等,则以军分区为单位统一组织进行。
   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到1944年底,部队的大生产运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重大成效。以驻扎在单拐村一带的军区7个直属单位为例:1944年共种园地110亩;开垦村头荒地3000多亩,收获粮食29596斤、棉花18866斤、花生81080斤,菜类204874斤,红薯5055斤;打井16眼;养猪98头、养羊358只、毛驴41头;打油获利38万多元(边币),还建了酒厂(在单拐)、皮革厂(在西安上)等。年底分红,每人多的可达1800多元(边币),少的也可分到三、四百元。
   另外,军区还建立了纺织厂、机械厂、锅厂和鞋袜厂等。纺织厂有设备11台,人员250多名,每月生产色布1500匹。机械厂有人员90多名,每月生产轧花机、弹花机30多台。锅厂有员工160多名,每月生产铁锅200多口。鞋袜厂有员工150多名,每月产鞋一万多双。行署也组建了一些日用品工厂,生产根据地短缺的军需民用商品。
    大生产运动带来了全区农业丰收,使抗日根据地消除了逃荒要饭现象,社会秩序得到安定,征收的公粮也有增加;部队的生产,改善了干部、战士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有的单位能自给半年菜金,还能保证每月吃一头猪。
   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有效地改善了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从根本上战胜了灾荒,度过了难关,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四、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冀鲁豫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北方局和冀鲁豫分局的领导下,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调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为宗旨,致力于普及与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知识、军事技能和民族自尊心,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冀鲁豫边区的文艺团体,一直是一支很活跃的宣传力量。他们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强调大众化,深入生活、深入实际,以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教育群众。“大众剧社”、“新民主剧社”、和“战友剧社”是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三大剧社。影响较大的部队剧社还有南下支队的“前锋”、教导第三旅的“挺进”、教导第七旅的“烽火”;地方上较为有名的剧社为:沙区的“卫河”、湖西的“战火”等。这些剧社深入农村、部队,演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剧目。如大众剧社的《沙区扫荡》、前锋剧社的《控告亲日派》、战友剧社的《亡宋鉴》、新民主剧社的《治安!治安!》、挺进剧社的《儿童万岁》、烽火剧社的《三代》等。
   美术工作者最著名的是张富忱和郑询,报刊上经常登出他们的漫画。濮县、范县、观城、清丰等地到处都有张富忱的壁画。他走一处画一处,在战争时期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军区驻地单拐村的墙壁上就有他的作品。
   1944年以后,抗日根据地秩序趋向稳定,文化事业异常活跃,各地文协组织纷纷建立和发展。文协举办民间艺人训练班,挖掘改编剧目、曲目。广大民间艺人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采用各种形式编演新的节目,宣传党的政策,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作用。
   与此同时,边区的教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1944年7月,边区在已有四所抗日中学的基础上,又相继创办了豫东中学和边区第五抗日中学。到1944年底,全区抗日中学发展到11所,在校学生达2000人。另外,边区还接受了一些学校,如1944年10月我军收复濮阳后接受了华美中学;1945年还接受了菏泽师范、菏泽女子中学和体仁中学。
   1944年10月,冀鲁豫分局于单拐发出了改革普通教育的指示,指出:“普通教育要适应抗战需要,教育要与生产相结合,学校教育要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以干部教育为主。”这个方针,实际就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在此方针指引下,边区抗日中学为部队和地方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学生被组织分配参军和到地方工作后,因他们有文化、有觉悟,又有平时参加各项实际工作的锻炼,所以一到工作岗位,就能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成为各条战线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和中学教育一样,边区的小学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到1944年底,全区有小学3万多所,在校学生130多万人。其中,湖西地区小学即达1800所,濮县、范县、观城、朝城、鄄城、郓城、清丰、昆吾、尚和等9个县,抗日高小达27所,学生7000多人。
   在发展民众教育方面,随着斗争形势好转,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冀鲁豫行署于1944年秋适时地下达了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信,提出:“从今年的冬学开始,对群众教育来一个改革,在冬学的农闲季节,利用冬学运动形式,广泛开展成人教育,打下今后成人教育的基础。”之后,各地群众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全区冬学运动有了迅速发展。农民群众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生产和学习相结合。在学习中,既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又促进了生产,推动了村上的各项工作,并从中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有些还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成为党在农村中的骨干力量。
 
(四)、邓小平同志在单拐

   194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发出了《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的指示》电报。

   来电指出:“最近冀鲁豫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两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正规,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黄敬同志又因病离职。为此,中央向你们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工作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电报最后强调:“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对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去工作,至少半年到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当时,邓小平同志正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和129师政委,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接到中央来电之后,他一边让北方局组织部从太行、太岳区考察抽调干部,同时命在党校学习的一部分干部尽快结业,先行奔赴冀鲁豫,深入到减租减息群众工作中去。

   1945年3月初,小平同志率北方局机关干部,包括组织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和新调来的彭涛、周惠同志等,由左权县的麻田镇出发,经过几天行程到达林县以南的临淇一带,待机过平汉线。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太行军区七分区部队的护送下,从淇县与汲县之间的塔岗口出山,顺利通过平汉铁路。当天夜里又由冀鲁豫军区部队接应渡过卫河,次日进入冀鲁豫地区。

   小平同志进入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濮阳地区后,先在军区和分局驻地单拐北面十几华里的李家楼村住了近一个月,并把北方局机关的干部分三个组分别到老区濮县、滑县和新区濮阳三个县的农村中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

   邓小平刚安顿好,宋任穷即带领分局、军区和行署的部分领导同志一起到李家楼来探望。

   见面之后,宋任穷代表分局和行署首先汇报了边区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有关情况。杨勇代表军区汇报了军事斗争方面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开展春季攻势作战,讨伐汉奸孙步月及准备发起“南乐战役”的有关情况。

   小平同志传达了中央来电的指示精神,指出要研究解决如何在不同地区普遍地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的问题,着重指出一定要注意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要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发生。小平同志认为,要充分发动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首先要了解不同地区在群众运动中执行政策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然后统一干部的思想,才能指导群众运动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顺利发展。最后叮嘱他们回去后要集中精力打好南乐战役,等攻下南乐后再去单拐为他们庆功。

 

   4月27日,邓小平一行离开李家楼,进驻平原分局和军区机关驻地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

   邓小平在单拐被安排住在陈学修家。陈家大门朝西,是一进三的大院。进了大门,是个座北朝南的三合院,堂屋是楼房,由房东住着,接连向东又有南北两个小院,邓小平就住在北院北屋东两间。西间住的是通讯员刘盟,东屋住的是秘书、警卫员。南院住着雇工栗明山,三院相通。

   邓小平刚安顿好,便有喜讯传来——军区部队攻克了日军重要据点南乐县城。邓小平闻讯不禁喜笑颜开。他幽默地称赞杨勇道:“男人头上戴冠,不失为‘勇’,不失为‘勇’!”

   当天晚上,平原分局、军区和行署的主要领导同志齐聚邓小平的住室。杨勇同志汇报了南乐战役的有关情况。邓小平听后,首先肯定了军区领导指挥得当、行署协调配合得好,要他们向参战的指战员、地方干部和民兵、群众表示祝贺、感谢与慰问;其次,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开好表彰庆祝大会;最后,就夺取战争胜利必须充分发动与依靠群众和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讲完之后,与会者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大家均感到如醍醐灌顶,心明眼亮,收益非浅。

   这时,邓小平突然叫通讯员刘盟拿来两个大纸包,交到杨勇手里说:“这是我从山区带来的大虾仁和竹笋。我说过打下南乐后为你们庆功,这就算给你们的奖励,你准备怎么安排呀?”

   杨勇说:“我拿去让伙房做两个菜,咱们一起打牙祭!”

   “要得,要得!”邓小平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感染得一屋人满面春风。

 

   一天傍晚,邓小平走出房门踱到前院与雇工栗明山拉起了家常。邓小平详细询问了栗明山的家庭生活情况。当听到栗明山一年挣不到30块钱,只够母亲半年吃的,还得讨饭糊口时,邓小平沉思了一下,热情地鼓励栗明山说:“不够,就得要求增加工资,要和地主斗争!”

   邓小平接着讲了对地主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说:“你们要组织起来,全区、全县的长工都联合起来,不增加工资长工们都不干,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地主有那么多地,总得雇长工干活嘛!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肯定能取得胜利!”

   邓小平的亲切谈话,使栗明山思想上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了答案,坚定了斗争的信心。但他提出自己没文化、嘴又苯,说不出许多大道理来,能不能请首长给几个穷哥们讲一讲、开导开导。邓小平听后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在邓小平的住室里,十几个人坐了满满一屋子。他们都是本村的佃雇农骨干分子,还有分局的秘书长张玺、民运部长张霖之、宣传部长李菁玉等领导同志。邓小平热情地欢迎这些农民代表并一一握手问候。

   人们落座之后,张霖之部长说,首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领导咱们边区搞减租减息斗争的,今天让大家来主要是了解一些情况,大家有啥说啥,不要拘束。

   邓小平说,对头,我们是一家人,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家乡叫“摆龙门阵”,这里叫拉家常,我们就随便拉、随便讲嘛!

   邓小平平易近人的话语,鼓起了大家的勇气。栗明山首先如实地介绍了地主陈学修的家庭及东胡同的有关情况,又对全村的政治阶级状况一一介绍。接着,人们七言八语地谈了各自的生活状况及前段减租减息的情况。

   邓小平最后说,你们讲的情况很重要,让我了解了一些文件上看不到的东西。你们是雇工和佃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你们现在生活都很苦。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就是领导咱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但路要一步一步走,现在是抗战时期,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实行的是增资斗争,搞减租减息,改善你们的生活。将来我们还要土地改革,使大家都有地种、有饭吃,这就要靠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因“五.一”快要到了,邓小平接着给大家讲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鼓励大家学习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在减租减息斗争中要加强内部团结,建立自己的组织,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参加斗争,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座谈会之后,冀鲁豫分局和边区政府,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及时发出通知,要求边区各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组织雇佃农举行纪念大会,成立单独组织,提出了“为改善生活而奋斗”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减租减息和增资斗争的开展。

   单拐村的纪念大会是在村东头大场里举行的。周围十几个村子的干部群众约400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贾心斋主持,李菁玉和张霖之二位部长讲了话,雇工代表栗明山、农民代表陈庆行和妇女代表翟翠莲先后发了言,大会开得圆满成功,邓小平听了非常高兴。

 

   邓小平进驻冀鲁豫期间,国内和国际形势接连发生重大变化,喜事不断。

    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作了重要报告。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4月30日,苏联红军把胜利的的红旗插上了柏林国会大厦。

   5月9日,德国法西斯在柏林向苏、美、英三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

   喜讯传来,边区党政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各地纷纷集会热烈庆祝。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还通过化妆宣传、集市演讲等各种方式广泛向群众宣传。

   在邓小平的授意下,5月13日冀鲁豫分局发出指示,规定自5月25日至31日为全区宣传运动周,号召各机关、部队、学校和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庆祝德国投降、欧战结束,庆祝党的“七大”召开。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学习和讨论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5月25日,即边区宣传运动周的第一天,冀鲁豫分局、军区、行署在单拐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

   这一天是单拐村有史以来最热闹、红火的一天。一大早,四里八乡的群众象赶会一样纷纷向单拐涌来。单拐村里欢庆的锣鼓敲得震天响,红绿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妇救会、儿童团和姐妹团的腰鼓队、秧歌队、花棍队边敲边舞,不时变换着队型,鼓声阵阵,红绸左右飘舞,花棍上下翻飞,引来众多围观者的称赞。大人们脸上绽放着兴奋的笑容,孩子们象过节一样奔跑、跳跃和呼喊着……

   在单拐村当中路南几座房子的墙上画了一些漫画,其中一幅边区著名画家张富忱的作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这幅叫“国际形势图”的漫画,画了一个地球,地球的上端是一位威武雄壮的苏联红军,一脚把一个德国法西斯踢了下去;地球的左下角画了一个日本鬼子,他打着眼罩了望着,脸上露出惊恐万状的表情。这幅漫画很形象地把德国法西斯投降、日本鬼子惶惶不可终日也即将滚蛋出球的国际形势,生动直观地表露无遗,令人拍手称快。

   上午9点多,人们簇拥着往村东的会场里涌去。会场里红旗飘扬,主席台搭得很宽大,台口一条横幅上写着“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庆祝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鲜红的党旗和军旗挂在两旁。主席台前的会场里,军区各机关单位和部队的同志坐在南面,他们互相拉着歌,雄壮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参加会议的各区代表和群众坐在北面,会场里锣鼓喧天、人山人海,连远处的房顶上、大树的树叉上也站上了人。

   上午10点左右,邓小平与北方局、平原分局、军区和行署的领导同志登上主席台就坐,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平原分局代理书记宋任穷宣布大会开始,霎时间锣鼓敲响、鞭炮齐鸣、掌声雷动。首先,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讲了国际形势和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的有关情况;接着,平原分局宣传部长李菁玉宣读了分局党委发出的关于开展全区宣传运动周的通知;之后,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宣读了向中共“七大”发出的贺电;最后,邓小平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讲话。

   邓小平身穿灰棉布军装,脚穿黑色圆口布鞋,神采奕奕地站起身来,满面笑容向大家挥手示意,整个会场变得出奇安静,人们凝神屏息聆听他的讲演。

   邓小平首先讲了欧战胜利的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接着讲了中国战场的大好形势,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内外交困失道寡助必然难逃覆灭的命运;又讲了党的“七大”胜利召开,所制定的政治路线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失败敲响了丧钟;号召大家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七大”精神,学习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工作报告,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搞好边区的各项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军民一心,团结战斗,夺取大反攻的彻底胜利,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邓小平铿锵有力鼓舞人心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五)、邓小平召开边区群众工作会议

 

   邓小平进入冀鲁豫边区,经过两个半月的调查研究,又与北方局、平原分局的领导同志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对全区的民主民生运动已有了全面了解和掌握,认为在此时机召开全区群众工作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

   1945年6月6日,由北方局召开的冀鲁豫边区群众工作会议在单拐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委的书记、专员和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及地县两级民运工作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工作队的队长,北方局与平原分局、行署及军区的部分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主持。先由滑县、濮县、范县的领导同志汇报了减租减息工作和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情况。最后,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总结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对边区民主民生运动作了充分估价,他指出:这次运动是在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下进行的,并且获得很大成绩。

   第一,这次运动抓住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从而彻底解决了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减租减息和发动、组织、教育群众的问题。实践证明,不彻底解决这个中心环节问题,其他各项任务都是很难完成的。

   第二,比较好地解决了群众观点问题,克服了过去运动中那种包办代替的恩赐观点,在干部中树立起群众观念,相信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因此,真正造成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培养自己的领袖,运动的规模之大、之普遍、进展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这次运动明确提出了以雇佃贫农为核心和切实照顾贫农的方针。平原地区有约占人口30% 以上的贫农阶层(鲁西南有些村庄贫农约占70% ),过去长期未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把这一富有革命性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这次运动,从减租增佃的雇佃运动开始,在民生斗争中把极大部分斗争果实分给贫农,使他们从长期贫困中解放出来,因而树立贫农、雇农的骨干作用,使他们上升到农会和乡村领导阶层地位。

   第四,这次运动削弱了地主、打击了封建势力的气焰,而且由于运动的群众性和组织力量,使地主不易分化群众阵线和收买群众领袖,很难进行反攻倒算。

   第五,教育了干部,培养了大批新的本地农民干部。干部的思想由不相信群众到相信群众,由包办代替到信任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上级相信下级,使下级干部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干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增强了上下团结、全党团结,使运动和各项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邓小平也指出了运动中存在的弱点和问题:主要是在大胆放手之下忽略了用党的政策教育群众,运动中产生了“推平”的做法,伤害了中农,对地主和富农打击过重等。但这些缺点,是在执行正确路线下产生的,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他还指出晋冀鲁豫边区过去最沉痛的教训是在1940年、1941年,没有真正执行中央1939年冬天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这也是造成1942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冀南区1942年后敌情极端严重,丧失了先前放手发动群众的时机,最为可惜。

   最后,邓小平对全区今后的群众工作提出意见:要求全区仍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务求把减租减息的政策贯彻到底。在冀南区这是目前迫切的中心任务;在水东应适当地但是坚决地进行这一工作;在原冀鲁豫区,大的浪潮已经过去,但也不应放松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必须切实注意克服不平衡的状况,对不同类型的地区要区别进行工作。已经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要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充分发动群众,尽最大努力把这一工作搞得更好。

   边区群众工作会议的召开,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正确客观地评价了前段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和不同看法,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

   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之后,按照北方局和邓小平讲话的指示精神,冀鲁豫边区各地进一步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已经发动起来的边区广大农民群众,以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投入了参军、支前和发展生产的各项工作中,使边区建设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抗日根据地获得空前巩固,对敌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强,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45年6月10日,即党的“七大”闭幕的前一天,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邓小平虽未参加“七大”会议,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冀鲁豫边区的宋任穷、王从吾当选为候补委员。

   大会选举后的当天晚上,邓小平收到了毛主席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是:“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后,邓小平即抓紧时间向北方局、平原分局、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安排和交代工作,要北方局机关继续留驻单拐指导边区的减租减息和民主民生运动,完成中央交付的政治使命。

   不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告别驻单拐的党政军领导和单拐村的父老乡亲,骑马经大名返回八路军总部,然后乘飞机赶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

 

六、军民鱼水情

 

   北方局、平原分局、军区机关和老一辈革命家在单拐居住期间,与单拐村的群众朝夕相处,其所作所为,除了一些见之于史册资料中的重大事件外,还留下了不少逸闻逸事。60多年过去了,这些生动感人的小故事,在单拐村民的口中代代相传,成了单拐村独一无二的口头文学、精神财富。点滴小事中折射出伟人品格、革命精神;质朴的话语里流露出款款深情、亲切缅怀。现整理摘取几则与读者共享。

 

                   吃水不忘打井人

   1944年夏天,冀鲁豫军区和中共平原分局未来单拐之前,曾派遣工作队考察了解单拐村周边的政治、经济、人口、自然环境等情况,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吃水等问题都作了周密调查。

   调查发现,单拐村的政治环境、群众基础和居住房屋都比较好,不足之处是村里水井少,群众吃水有困难,部分村民还要到外村或潴龙河里担水吃。将来大部队一到,吃水问题会更加突出。

   于是,工作队就找村长和家族长商量打井事宜。最后决定由工作队(军区先遣队)出资,在村东陈氏祠堂东面和“大胡同”南面各打一眼深井。单拐村群众听说工作队要给村里打井,都兴奋地拍手叫好,纷纷前来出工帮忙。仅用了15天时间就打好了两眼水井,还在井口安上了辘轳,彻底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问题。

   后来,军区和分局机关入驻单拐。一些干部和战士经常给村中的困难户扫院子、担水,用的都是这两眼井里的水。这水清甜可口,军民们喝着分外舒心。1945年9月和1948年4月,军区和分局所属机关和兵工厂才相继撤离单拐村,这两眼水井就永远留给了单拐村民。

   20世纪80年代,因地下水位下降,这两眼井和村里其他井一样,干涸无水了。村里有了机井,又用上了自来水,群众自觉不自觉地把其他井都平掉了,惟独这两眼井没有平。大家说这两眼井是实物,我们要世世代代保留下去,让我们的后代牢牢记住: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

 

 

                   饲养员下井捞钢笔

   1944年9月,冀鲁豫分局、军区司令部相继迁驻单拐村。从此,这个偏僻的小乡村便热闹起来。单拐村的大街上悬挂着“军民团结一条心,坚决打败小日本”、“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等横幅标语。各家各户都住满了部队,军区和分局机关就不用说了,另外还有警卫、通讯、医院、报社、电台和后勤保障单位等等。只见有站岗的、有排着整齐的队伍去操练的,也有扛着铁锨去开荒的,有前来开会的,亦有会后回去开展工作的,人来人往,络绎不断。村里的孩子们有时也跟在队伍后面,学八路军走步,博得大人们的阵阵笑声。

   有一天早晨,一名八路军骑兵连的饲养员担着水桶到东街路北井上打水。这时,有几个学生好奇地站到井口观看。其中一个叫陈彬的学生,一不小心把钢笔掉到了井里,吓的哇哇直哭。打水的饲养员是个南方人,见此情景急忙好言劝说,但陈彬听不懂,仍然一个劲哭。饲养员说:“娃子,别哭了,我下去给你捞上来!”说着,他脱掉上衣和裤子,手脚并用登踏着井壁慢慢下到井里,沉入水内,用手在井底摸索,足有四五分钟,才把钢笔找到。他把钢笔咬在嘴里,然后又扒着井壁砖缝,一步一步攀登上来,把钢笔交给了小陈彬。感动得小陈彬破涕为笑,蹦蹦跳跳,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饲养员登上井台时,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打了几个喷嚏,穿好衣服,挑上水桶饮马去了。

   饲养员下井捞钢笔的事很快在全村传开了。陈彬的父母知道后,端着姜汤、提着鸡蛋到骑兵连看望慰问这位战士,向他道谢。饲养员却躲到马棚里,红着脸、憨厚地笑着,连连摆手,表示不值一提。村民们都赞扬他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无形中进一步加深了军民感情。

 

 

                      杨勇送棉鞋

   1944年秋,杨勇来到清丰县单拐村,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他住在了村民陈合修的家里。

   陈合修的父亲早已病故,母亲双目失明。孤儿寡母,家贫如洗,他都34岁了还没娶上媳妇,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自从杨司令员住到家里,陈合修也接受了革命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

    且说这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接着又下了一场大雪。雪停以后,杨勇和陈合修在院里打扫积雪。扫着雪,杨勇发现陈合修穿的是一双单布鞋,还露着脚趾头,就问他:“合修,你怎么不穿棉鞋?”陈合修憨厚地笑了笑说:“杨司令员,俺家的情况你知道,俺娘看不见,俺又没媳妇,谁给俺做棉鞋呀?”杨勇听了心里一阵难过,二话没说,扭头回到屋里,把自己的一双军用棉鞋拿了出来,交到陈合修手里,说:“合修,这双棉鞋你穿了吧!”陈合修接过鞋看了看,只见这双鞋黑棉布、皮包头,棉花套得不算厚,显得又大又宽松,心里不由涌上一股暖流。但他又把鞋递过去认真地说:“杨司令员,您的心意俺领了,可这双鞋俺不能要。俺知道您带领部队东奔西跑打鬼子离不开棉鞋,您只要多消灭几个日本鬼子,俺就是不穿棉鞋心里也高兴啊!”杨勇听了,既为一个文盲农民懂得了许多道理而高兴,可他看着陈合修那冻得发紫的脚趾头,又实在心疼,就说道:“合修,我们打鬼子是为了老百姓,我不能看着你的脚受冻,快把这双鞋穿上吧!”谁知陈合修偏偏上了“牛劲”,任凭杨勇怎么劝,就是不要。他怕杨勇再劝下去,就快步走出了家门。

   陈合修拒不收棉鞋,杨勇心里象堵了一块大石头。他打算把这双鞋送给陈合修的母亲,让老人说服儿子。可是,他母亲如果再不收咋办?杨勇想着,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他拿着棉鞋来到堂屋,见到陈母,把鞋放在了老人手里,说是让他儿子穿的。老人把鞋摸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说:“杨司令员,您住到俺家后,常常帮俺担水推磨、收割庄稼,俺就感谢不尽了,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这双鞋俺不能要!”杨勇说:“大娘,这棉鞋不是我个人的,是八路军后勤部送给合修的,您要是不收,我咋向组织交代呀?”陈母听了,这才点点头说:“既是这样,那俺就谢谢八路军了!”杨勇见陈母收下了棉鞋,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陈合修回家听说了这事,便埋怨母亲道:“娘,这双棉鞋不是组织上送的,是杨司令员自己的棉鞋,您中了他的计啦!”陈母说道:“啥中计不中计的,杨司令员好心好意待你,你就把鞋穿上吧!”陈合修摇摇头说:“娘,这双鞋我不能穿,我要把它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陈合修说话算话,这双军用棉鞋他精心保存着,一直没肯穿。解放后,他把这双鞋捐献给了国家,成了革命文物。这双鞋曾在河南省博物馆展览过。后来,单拐被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双鞋又保存在了单拐革命旧址展览馆,成为对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王宏坤“净庄基”

   1945年春天,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的夫人在房东陈淑贞的家里生了一个女儿。夫妻二人高兴得合不拢嘴。王宏坤又是忙于抗日工作,又要照料夫人,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上午,王宏坤为夫人买了红糖回来,一进家门,看见房东陈淑贞神情忧郁,走路低着头,一付忐忑不安的样子。呃,淑贞这是怎么啦?自从来到单拐住到她家后,平时谈抗日、拉家常,亲亲热热,就象一家人一样,今日,莫非她有了不顺心的事?王宏坤想着,就把红糖放到自己屋里,之后,来到了陈淑贞的住室。陈淑贞以为王宏坤觉察到了什么,又是让坐、又是到水,说道:“王司令员,您领导人民打鬼子,干的是大事、是正事,俺的事是小事,俺啥也不计较,就让您的夫人安心过月子吧!”王宏坤听了,觉得话中有话,但他又不明白是咋回事,心里非常着急,便憋不住地说:“大嫂,有话就直说嘛,说出来也许我能帮你解解闷儿。”陈淑贞说:“王司令员,俺心里没啥,真的没有啥……”

   王宏坤见陈淑贞不说,就访问了一家邻居。邻居一位大嫂对他说:“王司令员,您还不知道哩,俺这里有个风俗,生儿生女必须在丈夫的家里,如果女人在别人或亲戚家里过月子,就得放鞭炮、跑纸马,这叫净庄基。不净庄基,主家就不得安宁。”王宏坤听了,这才明白了事由。他没有怠慢,就让警卫员去买鞭炮、纸马,要为房东净一净庄基。警卫员说:“首长,这是封建迷信,咱搞这一套合适么?”王宏坤严肃地说:“这是当地的风俗,我们搞革命也要了解和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与群众搞好关系,懂吗?”警卫员听了,连声说:“懂,懂!”就去买鞭炮、纸马了。

   下午,王宏坤请人净了庄基后,又包了饺子,晚上请房东来吃饭。陈淑贞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把积攒的十几个鸡蛋拿出来送给了王夫人,并对王宏坤说:“王司令员,您忙抗日工作去吧,您的夫人和孩子由我来照料。”从此,她就照料王夫人和孩子一直过了满月。这正是:

       王司令员净庄基,

       净出一片新天地。

       军爱民来民拥军,

       军民一家更亲密。

 

 

                     慰问军烈属

   1945年的春节快到了。一天,杨勇副司令员带领军区机关人员和单拐村抗日完小儿童团慰问军烈属。他们敲锣打鼓从村东到村西,走大街串胡同,逐户慰问。每到一家,就给他们打水、扫院子、贴对联,还给他们送去米、面和肉食,送去党和边区政府及子弟兵的关怀与温暖。

   单拐村有一位烈属叫陈庆竹,他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是个特困户。可是,陈庆竹不想给部队添麻烦,始终没说过自己的困难。杨勇得知后,就派人给他送了些肉食。第二天,杨勇又亲自背着一袋小米来到他家里,对陈庆竹说;“大叔,您的儿子为国牺牲了,我就是您的儿子,以后,您有什么困难,我来照顾您。”陈庆竹感动地说:“杨司令,这叫俺咋感谢您哩!”杨勇说:“大叔,军民本是一家人,您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说完,杨勇转身回到司令部,召集参谋和警卫人员对他们说:“这里的人民太好了!自己的亲人为国牺牲,有困难还不愿张口,怕给上级添麻烦。咱们一定要认真调查,不能漏掉一户特困家庭,一定要让他们过好年!”这样,在军区首长的关怀下,村里的特困户都得到了救助。

   村民们见部队首长这么关心他们,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春节期间,村民们和儿童团纷纷自发地去给首长们拜年,单拐村里到处是一片军民团结的和谐景象。春节过后,很多人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当兵,奔赴抗日前线。后来,他们大都为革命立下了战功,成为人民的功臣。

 

 

                    邓小平上马台

   清丰县单拐村东街路南邓小平旧居胡同口左侧,有一对青石台,其形状似卧马,故名石马台。又因邓小平外出骑马时多用此台上马,单拐人又叫它“邓小平上马台”。

   1945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为贯彻落实中央1月23日“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率领刘锡五、李大章、周惠、彭涛等北方局领导同志来到单拐村,住在陈学修家。冀鲁豫分局、军区和行署的领导同志宋任穷、杨勇、张玺等热烈欢迎邓小平一行的到来。

   邓小平同志顾不上休息,就召集分局、军区和行署的领导同志开会,听取汇报、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并为贯彻落实中央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建立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发动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自救等项工作作了部署和安排,为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地开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在单拐期间,不仅听取了有关县领导同志的汇报,还经常骑马到周边村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邓小平骑的是枣红马(一说是枣红骡子),出发时都是利用石马台上马,既方便又安全。从此以后,单拐村的群众就称此石台为“邓小平上马台”。上马台旁边还有一棵古国槐树,树冠荫及整个街道,是个很好的乘凉处。邓小平同志利用工作之余,时常坐在石马台上和贫雇农促膝谈心,了解这里的风土民情,讲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句句说到群众心坎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小平已骑红马去,此地空余石马台。为了追溯远去的历史,1996年3月,单拐村民又在邓小平上马台旁栽种国槐一株,2002年秋,修复了邓小平旧居,供游人参观缅怀,从而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场所。

 

             

                      卓琳买小鸡

   1945年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来到单拐村,住到东街路南陈学修家里。当时路北有一户村民叫陈金修,他爱人叫董兰芝,卓琳叫她董姐,两人关系特别好。

   有一天,卓琳正和董兰芝在一块拉家常,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喊道:“卖小鸡喽——谁买小鸡!”当时董兰芝正在做针线,听到喊声两手不由停顿下来,抬起头倾听一下,看了看卓琳又低下头去继续做活。她的这些举动都被卓琳看在眼里,就问道:“董姐,你想养小鸡吗?”“咋不想养啊,可是俺——”董姐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卓琳知道她想养又没钱买,就说:“别可是了,走,咱也去买!我拿钱,你养着,算咱俩搭伙。”“那中!”董兰芝说罢拿起筐子与卓琳一起高高兴兴地上街了。

   走到街上,看到村里好几个妇女都围着鸡笼子选小鸡。董兰芝挑选了30只小鸡,放进自己的筐子里,卓琳付了钱,两人欣喜地往回走。董兰芝说:“鸡养大了全归你!”卓琳说:“鸡养大了,母鸡归你,公鸡咱们大伙吃!”

   自此以后,卓琳经常到董姐家逗小鸡玩,还把一些剩饭菜、菜叶等送给董姐喂小鸡。慢慢地,鸡子养大了。一天,董兰芝叫丈夫捉了几只公鸡给卓琳送去,可卓琳说什么也不要。这时,大街上忽然抬来几副担架,原来是八路军某部在与日寇交战中,有几位战士负了伤,正要送往军区医院。在卓琳的提议下,董兰芝夫妇与卓琳一起把十几只大公鸡都送给了军区医院的伤病员,让他们熬鸡汤养伤。这个军民团结的小故事成为一段佳话,一直流传至今。

 

 

                    欢庆胜利小花絮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单拐村民和军区机关指战员,载歌载舞庆祝抗战胜利。单拐村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十里八乡的百姓纷纷来到单拐,参加庆祝大会,观赏抗战缴获的胜利品。

   在缴获的胜利品中,有一辆日军摩托车格外引人注目。围观者有自称见过世面的人介绍说:“这家伙叫电驴子,跑的非常快,马都撵不上,敢和汽车赛跑。”可是谁都不会开。有不少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正在这时,杨勇副司令员和两个警卫员来到摩托车旁。群众都一致要求杨勇骑上摩托车给大家表演一番。杨勇叫警卫员晃晃车,看有没有油。一晃有油,只见杨司令员骑上摩托车,大脚一蹬“突”的一声,车发动着了。杨司令员摆了摆手,示意大家闪开道,摩托车缓慢启动,由东往西顺着大街一直开到东安上村,又从东安上回到单拐村,来回开了三四趟。街道两旁人山人海,大家鼓掌欢呼仿佛迎接凯旋归来的大将军一样。杨勇司令员眉飞色舞,高兴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军民其乐融融。

   在单拐村东的大场里,中共冀鲁豫分局、行署和军区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庆祝大会。宋任穷等领导同志讲了话,欢呼声、鼓掌声和口号声接连不断,会议极为隆重,也非常成功。不料,到最后出现了一个大会议程外的小插曲。当主持人宣布散会时,很多群众不愿离开会场,一致要求见见解放清丰县城及在边区抗战有功威震敌胆的老七团团长。军区首长满足群众要求,让时任七团团长的温先星站了出来。立时,万众注目,群众欢呼着热烈地长时间鼓掌,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面对此情此景,温先星和军区首长都眼含热泪,抬起手来向台下行了个庄严的军礼。

   庆祝大会之后,举行了民间艺术大游行。高跷、狮子、花船、秧歌队、腰鼓队,锣鼓喧天,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尽情地欢呼歌唱,到处是一片欢乐景象。最令单拐人引以为荣、津津乐道的是,这一天在单拐村和相连的东、西安上,有冀鲁豫军区的战友剧社、有民艺剧社、还有冀鲁豫大众剧社三台大戏同时演出。京剧、话剧、豫剧、歌舞等精彩的剧(节)目轮番上演,随意观看,着实让观众们过足了戏瘾,大饱了眼福。当时的欢乐场面,当地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忆起来,至今仍然是眉飞色舞、历历在目、念念不忘。

 

 

                    宋任穷的文件箱

   冀鲁豫军区机关转移的头一天晚上,司令员兼政委宋任穷与夫人钟月林把房东陈永修和老伴张秀爱叫到办公室,紧握住他们的手非常动情地说:“哥、嫂,我们在这里居住一年多了,给你们找了不少麻烦,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你们啦!我们马上要离开这里,今天向你们告别,从感情上讲,我们还真有点舍不得;从革命大局讲,我们必须服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临别想赠送你们点什么,但只有这两个小文件箱属个人物品,就留给你们做纪念吧!”说罢,就把文件箱交给了陈永修夫妇。陈永修为了礼尚往来,也叫张秀爱把家里织的印花单字送给宋任穷夫妇做留念:“将来你们不管行军打仗走到哪里,只要看到这个印花单子,就会想到单拐,想到咱们在一起的日子,祝你们一路平安!”陈永修夫妇说着哭成了泪人。

   建国以后,宋任穷进了北京。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陈永修老伴张秀爱曾多次带着儿女到北京看望宋任穷夫妇,带去了老区人民的问候,畅谈了峥嵘岁月和老区农村的变化。宋部长说:“到北京以后,我时常想到老区看看。那里的群众生活怎么样?我还一直牵挂着。你们回单拐以后,要代我和全家向全村的父老乡亲问好!”张秀爱从北京回来后,一直和宋老夫妇保持着书信联系。宋任穷也时常关心着陈永修儿女们的婚姻和工作问题。

   1980年,张秀爱临终前把七个儿女叫到床前,指着床头两个小箱子说:“这两个箱子,是你宋伯伯离开单拐时留给我们做纪念的,你们一定要保护好。等我不在了,你们要经常去北京看望你宋伯伯和宋伯母。他们都是对革命有功的人!”说罢两眼一闭,撒手西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单拐儿女没有辜负老一辈的遗愿。宋任穷居住的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旧址,于2001年进行了修复,并举办了陈列展览。文件箱和宋老赠给房东后代的回忆录、照片以及来往书信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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